巧得很，国家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现在正分别举办张大千与于非闇的展览，一南一北遥相映衬，往日佳话正可由此重提：张大千与于非闇两位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美术大家，两人在年龄、出身、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艺术道路也大相径庭，然而两人却在民国时期的北京画坛过从甚密，一起寻访法书名画、合绘作品、郊游写生、联展赈灾，共同担任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研习古代书画。于非闇还首次正式地提出了“南张北溥”的概念来推崇张大千的艺术，并将自己的弟子田世光、俞致贞引荐拜入张大千的“大风堂”门下。他们的交游虽然因张大千远渡海外而中断，但是对于上个世纪中国画坛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腊梅山禽》 于非闇1949年
于非闇为张大千代笔论战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常赴京交游的张大千便在北平画坛名家陈半丁组织的雅集中与于非闇相识，两人性情相投、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1933年张大千收到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邀请再赴北平，居住在颐和园听鹂馆，虽然此时的张大千早已声名显著，但是在京城画坛却立足未稳，当时文笔极佳的于非闇以平津地区著名记者的身份常常为张大千的艺术和画展撰文推介。于非闇出身于满清世家，虽然青年时期家道中落，却有着书香门第的身份。当时在艺术上虽尚无重大成就，但在北平画坛的名望非常高。
张大千、于非闇曾在三十年代初期合作过一幅《仕女扑蝶图》，此图因题跋“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戏谑了当时北平画坛的著名人物画家徐燕孙，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徐燕孙在见到这幅作品后，延聘了当时北平著名的律师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之罪。此事虽经调停而不了了之，但是两人却在北平的媒体上展开了一场旷日笔战，于非闇亲自出面代言张大千与徐燕孙展开笔伐。徐燕孙在《小实报》上撰文挑战，于便在自己任职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文迎战。论战双方就海派画风的引进与京派传统的坚守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
除此之外，于非闇还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的《北晨画刊》上撰文正式提出了“南张北溥”的说法：“自有才艺的人们，他的个性特别强，所以表现他这特强的个性，除去他那特有的学问艺术之外，他的面貌……乃至于他的装束，都可以表现他那特强的个性。”“张八爷（张大千行八）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儒行二）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不知二爷、八爷以为如何？”张大千听后非常自谦认为自己不能与溥儒并列，而是推崇当时的书画世家出身的吴湖帆先生，认为应改为“南吴北溥”更为合适。但是就于非闇而言，他将当时一位普普通通初入京门的四川画家与故都颇具画名的旧王孙溥儒并称，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张大千在画坛的声望，也正是由于于非闇的无私帮助使得张大千誉满京华，迅速在北平画坛站稳脚跟。
《御鹰图》 于非闇 1954年
张大千为于非闇的绘画引路
如果说于非闇是张大千在画坛中的推介人，那么张大千则是于非闇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初识时张大千的画风便深深影响到于非闇的艺术创作。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画坛中工笔花鸟画不振的局势，并结合于非闇的修养与综合特点，建议他放弃之前的小写意山水、花鸟，改专工笔，专攻双勾花鸟画创作。在《怀张大千》一文中，于非闇写道：“我初学赵佶‘瘦金书’时，他首先赠我大观丁亥赵佶书的‘八行八刑条碑’。他说：画双勾花鸟，配上瘦金书题识，更觉调协。”并且，张大千还经常拿出自己珍藏的古代花鸟画珍品供于非闇研习、临摹。于非闇专攻工笔花鸟画后，在“师古人、师造化”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探索并逐渐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于氏花鸟，取得了他人无可替代的成就。
之后两人的艺术交流更为频繁、深入，经常共同合作作品，并有联展公诸于世。一九三六年五月，黄河水灾泛滥，于非闇、张大千与方介堪一起举办了书画联展，捐款救济灾民。同年年底，两人再次专门举办了《赈济西郊赤贫——张大千、于非闇捐赈画展》，所有展品全部售出并悉数用于助赈。另外，一九三七年于非闇又同张大千一起与谢稚柳、黄君璧、方介堪等名家同游雁荡山，大家一路欢声笑语，游览名山美景，合绘山水佳作留下一段艺坛佳话。
然而在十年后于非闇再次游览雁荡山时，却没有了往昔的轻松愉悦。虽然山还是当年的山，水还是当年的水，但是背负着沉重心理压力与“伪民”身份的于非闇，却只能创作出意境冷逸、孤寂的山水画作品《三折瀑》《雁荡山龙湫即景》。
《三折瀑》 于非闇 1947年
张大千在京作画时喜用“澄心堂”纸，并曾亲自设计监制。此幅作品是于非闇专习双勾花鸟前的临摹旧作，因“自惭拙劣，是用退藏”，然而因为纸张是“澄心堂”所遗，于非闇睹物思人，回忆起当年与张大千交往的点点滴滴，不忍将这幅“旧作”抛却。
命运弄人好友终永别
张大千与于非闇之间的密切交往因日寇的入侵而产生疏离。1937年北平沦陷后，画名显著的张大千数次被日伪骚扰，劝其担任伪职。大千居士推诿不从，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顺利逃离北平，远遁青城山。而于非闇作为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上有年衰多病的老母，下有待哺的子女，只能留在北平继续挣扎着生活。但是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和中国人的良知告诉于非闇就是饿死也不卖国求荣的道理，所以辞去了被日伪接管的《晨报》编辑职务，并长期不到北平艺专任教继而被辞退。1938年3月22日，于非闇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在经历了三天三夜的拷打后才被释放。于母因此惊吓过度而导致旧病复发，随后便半身不遂，这对于并不宽裕的于家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出狱后的于非闇在被迫无奈之下担任了日伪教育刊物编审会主任编审的职务。这一时期于非闇的内心非常痛苦。他十分欣羡张大千有选择的自由与洒脱，在1939年创作的《春花斗艳图》长卷中，于非闇题跋：“蛰处旧京，百无聊赖，闲弄笔墨，殊少生机。以视大千居士遁迹青城，坐观风云变化，真有仙凡之殊也。”此时的于非闇将好友张大千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自己则是在芸芸众生中苦苦求索的凡夫俗子。老母的忧心，好友的误解，自己心中无法疏解的痛苦纠葛，此时的于非闇无疑是人生中最困苦的阶段，他也只能通过自己的画笔来疏解心中的郁勃之气。在《园蔬图》《心里美》等作品中于非闇均利用刻画昆虫的形象来讽刺令他痛恨的日伪特务，特别是在作品《心里美》中，十分工细地勾画出一只在无情啃噬北京特产萝卜心里美的蝈蝈形象，并题：“老态已至，作此怆然。”此时于非闇刚过五十，却因周身所处环境而显现出苍凉、无奈的衰老心境。新中国成立后，于非闇欣然重新补题：“今虽老态益增，而真的心里美矣。”
《心里美》 于非闇 1941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大千远赴海外，从此张、于两人隔空相望，再未相见。1956年秋，于非闇与叶浅予、谢稚柳、刘力上等好友在北京“恩成居”相聚时谈起张大千，几位画家无不体会到“举座为之不欢”的滋味。于非闇再忆起之前不久与叶浅予、王仁山一起欢迎张大千的四胞兄、四川名医张文修先生时的情景，更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他以至交老友的身份写下一篇散文《怀张大千》，并在同年12月的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在文中他详细地忆起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在过去大雪的天气里，我和大千跑到琉璃厂看画后，在‘烤肉宛’吃它几碗烤牛肉，再跑回琉璃厂访法书、名画；这情景却仍历历在目。曾有一次我和大千穷得凑起来只剩一两元钱的时候，好像我们更需要吃进一些什么特别的风味才好，我们在高朋满座当中，溜之大吉跑到东安市场，在露天中吃‘爆肚王’的几碗爆肚。”并借用张大千的印文“别时容易见时难”，希望他能回来看看。然而世事弄人，两人到底再未能相见。
来源：北京网-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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